
每一次对情绪劳动的正视,都是在为职场找回应有的温度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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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网评论员 许芸翡
“不仅要在实体空间付出情绪劳动,还要在网络空间随时在线、情绪饱满,就算面对不合理要求,情绪不好,也要时刻对同事和客户保持热情微笑……”本是集中在服务行业的情绪劳动,如今随着线上沟通的泛化,各行各业的“内卷式”竞争,成为不少劳动者的新困扰。在社交媒体,“上班的累来自情绪劳动而非工作本身”话题屡次登上热搜,评论区引发无数人共鸣:“写报告不难,难的是给甲方解释第三版和第五版的区别时,还要保持‘您说得对’的热情”“跑业务不累,累的是得陪着笑脸听三小时家长里短”……情绪劳动的过载,触发劳动者的集体痛感。
《2025中国职场情绪报告》显示,83.7%的受访者认为“情绪劳动已不限于服务行业”;65.4%的互联网从业者把“线上秒回、语气友好”列为加班之外的第二大负担。2024年6月,海一家咖啡店员工向顾客泼咖啡粉的事件引发关注。事件曝光后,媒体调查发现,该店人手严重不足,员工职责多而杂,一直处于情绪高压状态,被顾客投诉3次就面临解雇风险。类似事件,近年来常有发生,过载的情绪劳动让人身心俱疲,负面的情绪或是在某件小事中全线爆发,或者一直隐忍进而变成疾病。
1983年,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在研究航空公司乘务员时发现:这些从业者不仅要推送餐食、播报安全须知,更要通过微笑、语调、肢体语言传递愉悦感,这种调节自身情绪以满足组织要求的劳动,被定义为区别于体力、脑力劳动的第三种劳动,并提出了情绪劳动的概念。彼时,情绪劳动还是服务业的专属标签,如今却已成为职场的通用货币。为什么今天,人人都成了“情绪打工人”?这种泛化背后,是数字时代职场边界的彻底消融。传统服务业的情绪劳动发生在固定场景、有限时长内,而线上沟通的即时性让情绪输出变得“全天候无死角”。在媒体的采访中,西安某建筑销售公司的一名销售吐槽:4 年间,他不仅要完成业绩指标,还得帮客户接孩子放学、给客户母亲修图、甚至在客户失恋时充当“情感垃圾桶”。为了维持靠谱人设,他把“心里炸毛”,“脸上开花”练成肌肉记忆,最终被诊断为中度抑郁。
企业层面的成本转移是更直接的推手。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不少企业将“情绪价值”当作低成本竞争策略,与其投入资金优化服务流程,不如要求员工 用微笑弥补不足;与其建立完善的客诉处理机制,不如将不被投诉列为员工KPI。这种将情绪劳动成本转嫁给个体的逻辑,最终导致“企业赚口碑,员工扛内耗”的畸形模式。更值得警惕的是情绪劳动的异化,当职业素养异化为生存必需时,本质上是把劳动者的情感当作可榨取的生产资料。另外,社会认知的偏差则让情绪劳动陷入隐形化的困境。当劳动者抱怨“笑到脸酸”时,得到的回应往往是“这点苦都吃不了”;当有人因长期情绪压抑寻求帮助时,常会被贴上“抗压能力差”的标签。这种偏见导致情绪劳动始终游离在劳动保障体系之外,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有工伤认定和费用补偿,而情绪劳动却从未被纳入权益考量。直到今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将“心理健康”纳入主题,这种“看不见的劳动”才得以进入公共政策视野。
透支的情绪劳动正在掏空职场人的热情和创造力,威胁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更不利于企业、社会的持续发展。对情绪劳动的申诉也不应是劳动者的“孤军奋战”,而需纳入社会保障与劳动监察的范畴。企业要做出制度性的突破,减情绪劳动和补偿情绪付出双向驱动。例如,福建厦门一家公司宣布新增每年2天带薪“不开心假”,允许员工因情绪压力休假;河南一家超市向员工推出10天“不开心假”;江苏常州一家服务企业则设立“情绪假”,员工每月可以申请1天无理由带薪休假。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情绪付出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将其纳入劳动价值核算,让无形的情绪消耗转化为有形的权益回报。此外,社会层面也要加大体系保障建设,例如,天津上线的全国首个职业人群心理咨询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免费疏导,就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在《职业病防治法》修订中,也要明确“职业性情绪障碍”诊断标准,强制企业每年为员工出具“心理健康年检”。只有情绪健康像职业病防护一样成为法定权利,过度情绪要求可被投诉维权,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其异化。
从劳动者敢于说我今天不想微笑,到企业懂得情绪成本也需公摊,再到社会认同真实比完美更重要,破局之路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对情绪劳动的正视,都是在为职场找回应有的温度与尊严。毕竟,社会发展需要的从来不是合格的表演者,而是真实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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