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机构，越是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越要守住专业底线，不能让国学热成为粗制滥造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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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云网评特约评论员 陈长

　　近日，有博主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存在三百余处错误，《礼记》误作《札记》、“六十四卦”错为“六十四封”等低级谬误赫然在目。无独有偶，中华书局的《世说新语（中学生版）》也曝出30多处错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

　　专业出版机构的立身之本，在于对内容质量的极致追求。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明确，出版物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产品，而《西厢记》的错误量已远超这一红线。更令人费解的是，该书自2016年出版以来历经十一次重印，数百处错误却能顺利通过层层审校关卡。这背后绝非简单的粗心大意，而是“三审三校”制度沦为摆设，让本应固若金汤的质量防线变得形同虚设。这种专业精神的失守，不仅辜负了读者对权威出版社的信任，更严重影响到文化传承的准确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事件折射出重市场轻学术的畸形倾向。在传统文化热度攀升的当下，“国学典藏”“经典再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市场标签。一些出版社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却在追逐市场效益的过程中，将“典藏”的实质空心化。精美装帧、系列化营销、概念包装喧宾夺主，而最核心的文本内容质量，却成了可以压缩成本、追赶工期的牺牲品。例如，《西厢记》短短的4页前言，竟然一共出现了至少5个标点错误、8个病句、2个断句错误、3个文字内容错误，还有很多不规范表达，这些低级错误与学术深度毫无关联，而是经典名著在浮躁流水线上被轻慢对待。当效率优先取代了精益求精，当经济效益碾压了文化责任，古籍出版便失去了应有的庄重与敬畏，沦为只求流量与销量的商业运作。

　　古籍出版从来不是简单的图书生产，而是一项传承文明的“守艺”之举。从刘向、刘歆父子校雠群书，到乾嘉学者皓首穷经勘定典籍，历代校书人用严谨与坚守，为后世留下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善本。尤其是《西厢记》这样的戏曲经典，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承载着丰富的民俗、语言与历史信息，每一个字句的较真，都关系到文化精髓的准确呈现。试问，若青少年通过这类“问题经典”接触国学，形成错误认知，又需多少精力才能纠正？当代古籍出版者，更应继承这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匠心，越是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越要守住专业底线，不能让国学热成为粗制滥造的遮羞布。

　　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已致歉并下架整改。但个案处理远非终点，行业层面的深刻反思与系统性革新才是关键。出版社应重新审视自身责任，让“三审三校”等制度从纸面真正落到字里行间，必要时引入外部专家审读机制，打破内部可能的惯性麻木。监管部门则应主动出击，将古籍出版质量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常态化抽查与严厉问责相结合，让差错率红线真正带电，对屡出质量问题的出版社亮出红牌。此外，读者的“火眼金睛”也是重要的监督力量，建立畅通、有效的读者反馈与纠错奖励渠道，才能将社会监督压力转化为提升质量的内生动力。

　　唯有以敬畏之心对待经典，以工匠精神打磨品质，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准确传承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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