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加强 杨江勇

　　评价一项行政决策优劣得失，以什么为标尺，是党员干部校准行政思维、分辨决策是非的根本前提。中央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的政绩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直指政绩观的落脚点在于民生，为民造福才是干事创业的根本归宿。

　　对于手握公权的党员干部而言，首要前提绝非追求表面“政绩”，而是恪守为政就是服务的定位，把民生得失作为干事的出发点。倘若把政绩同个人升迁、名誉私利捆绑，所谓的“政绩”便不再是为民的实绩，反而会变成谋求向上攀爬的梯子，最终化作一笔侵害群众利益的“孽债”。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曾抛出“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歪论，将当官与发财划上等号。不少落马贪官虽言语没有这般直白，却始终困在“当官谋利”的泥潭，根源就是政绩观发生严重错位。

　　同样身为领导干部，杨善洲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担任保山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期间，在各类讲话与工作部署中，他极少提及“政绩”二字。在他心中，牢记的是《为人民服务》里的深刻论述：“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人权力运用的根本宗旨。天下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天下，失去人民根基，一切权力便失去意义，这正是衡量政绩观的关键所在。

　　古人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扎根基层的杨善洲对自身角色有着朴素清醒的认知：“我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他从不把自己看作高高在上的领导，始终认定自己只是为群众纾困解难的办事员。1976年5月29日，保山龙陵县接连发生7.3级、7.4级强烈地震，大量房屋损毁，数十万百姓受灾。灾情传来，时任地委副书记的杨善洲不顾崎岖道路，不到两小时便奔赴重灾区镇安及勐福组织抗震救灾。面对房屋倒塌、衣食无着痛哭的灾民，有基层干部希望群众克制情绪，不要在领导面前落泪，杨善洲当即反驳：房倒屋塌，吃住无着，换作是谁都会悲痛。

　　当基层干部向灾民介绍他的地委领导身份时，杨善洲坦诚告诉乡亲：不要急，有困难我们一起撑、一起扛。一句朴实的话语，消解了干群之间的距离，安抚了灾民慌乱的内心。他把群众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预支工资、向同事借钱，购置粮食亲手送到房屋全毁的灾民手中。笔记本扉页“不摆官架子，甘做普通人”的字样，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进言行的自觉。

　　杨善洲的喜怒哀乐始终同百姓疾苦紧紧相连。工作办成，他便满心宽慰；群众难题悬而未决，他便满心忧虑。1984年，他赴楚雄调查水稻品种减产问题途中遭遇车祸住院，同事心疼他常年奔波，劝他爱惜身体，他答道：“能活几天算几天。只要能把事办好，少活几天有什么划不来的？”在他心中，群众安危重于个人得失。

　　抗震救灾重建住房时，设计方案只简单满足“能够居住”，规划集体畜圈、统一公厕，忽视群众家庭养殖、老弱起居的现实需求。杨善洲当即提出批评，建房不仅要“能住”，更要“能活”。家庭畜牧是群众重要收入来源，老人病患风雨天长途跑公厕极不现实。针对房屋朝向，设计者为图统一方便，把群众世代沿袭的居住习俗简单归为迷信。杨善洲强调，抗震既要抵御地质灾害，更要抚平群众心中的“心理地震”，不能只图设计者省事，置群众内心舒坦于不顾，一切建设应当尊重群众意愿。在他的坚持下，重建房屋充分吸纳民意。四十余年过去，旧房已然老旧，当地群众却坚决不肯拆除，把这批房子视作杨善洲留给大家的精神遗产，成为镌刻在百姓心底的无声纪念碑。

　　“我当官是为大家当的，不是为杨家人一家人当的！”，这是杨善洲对权力的理解，也是百姓评判政绩观是否端正的一杆秤。他在工作中反复明确：老百姓高兴赞成的事，就要积极谋划落实；老百姓反对抵触的事，坚决不能做。干事不是为博取上级的表扬，而是听从民心的评判，民心向背，是检验政绩观的基本前提。

　　政绩不是写在报告上的数字，不是谋求晋升的筹码，而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何为确证政绩得失的“钥匙”，杨善洲用一生给出答案：政绩好不好，要看民心；干事为了谁，要看民生。干部的功过是非，最终要交由人民来评判。这把来自民心的钥匙，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