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推荐作品的初选工作结束。此前备受关注的《生死疲劳》（莫言）、《碧奴》（苏童）、《人面桃花》（格非）、《河床》（陈启文）、《刺猬歌》（张炜）、《启蒙时代》（王安忆）、《空山》（阿来）《兄弟（上下）》（余华）、《狼图腾》（姜戎）、《笨花》（铁凝）等作品均未能入围终审名单，而《青狐》（王蒙）、《秦腔》（贾平凹）等作品则在一片争议声中入围。对于《笨花》的缺席基本上没有意外，此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明确表示，她在任期间不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评奖活动。莫言的《生死疲劳》落选， 另一部作品《四拾壹炮》入选，则令人匪夷所思，无论从艺术创新和思想深度上看，前者都要远远超过后者。 有意思的是开一代“狼文化”热潮的《狼图腾》最终落选，另一部在精神上同质的《藏獒》却上了，有知情者说是“《狼图腾》强调的竞争精神和残酷基调未必符合中国读者的传统审美习惯，而‘藏獒文化’更容易为传统社会普遍接受。”而对于读者与市场普遍看好的余华的《兄弟（上下）》则自被推荐上来后就一直备受争议，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坦言，《兄弟》是商业成功炒作的案例，该作品审美趣味低下，文本细节失实，“它没有入围很正常，这也是评委们客观、独立、负责评选的表现。”不过，对于参选茅奖，余华显得很从容，此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个作家惟一能控制的是写好作品，是否受读者爱戴或者获奖，作家不用操心。”

这次评奖中的最大一个意外还是陈启文的《河床》落选，该书最早是以连续的方式在《花城》、《十月》等大型文学期刊重点推出的，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应该说，在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河床》的出现给文坛带来了激动和兴奋，新世纪以来，在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直接催生了文学的多元化。尤其是一些具有创新自觉的作家不断克服写作的惰性，挑战写作的难度，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手法。奇怪的是，或者说矛盾的是，《河床》的价值可以说已经被当代最有话语权的作家、评论家所认知，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毫不掩饰地说：“《河床》首先以叙事的成功征服了我。坦率地说，浩如烟海的当代小说中，拥有如此感染力的作品是不多见的。用寥寥数语试图概括《河床》，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概括的艰难是因为陈启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复杂性、丰富性、多义性，甚至还带有突然性和诡秘性。”许多严谨的评论家如雷达、贺绍俊、胡平几乎都不吝对《河床》予以高度评价：一部生命的孕育史和成长史；一部爱与受难的生命史诗；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第一部生命小说、中国当代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一部向经典价值靠拢的作品，等。《河床》的独特文本价值和精神内涵得到众多权威评论家的高度赞许，甚至不乏激赏，这无疑表达了人们对当代长篇小说的审美期待。这部离茅盾文学奖最近的作品落选之后，意味着湖南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古华的《芙蓉镇》和莫应丰的《将军吟》获奖之后，湖南的长篇小说已长达二十四年在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出现空白。

据已多次担任大奖评委的牛玉秋说：“在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没有参加初评。那么初评的时候，他的《河床》（第一部）和另外一部作品（《逆着时光的乡井》）是同时推荐上来的，结果是另一部进了终评篇目。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河床》比另外一部《逆着时光的乡井》应该是强很多，而且现在应该可以这么说，把《河床》与这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放到一起，它是毫不逊色的。可是它竟然初选都没进。看来，有的时候获奖的偶然性真的很大。现在我还比较矛盾。我觉得没有得鲁迅奖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它得了鲁迅奖，那么再以长篇小说去角逐这个茅盾文学奖，那会对它有一定的影响。人家会想，它得了鲁迅奖，茅盾奖就别给它了，会有这样的障碍。没得鲁奖这种障碍就不存在了。但是对于这个文体可能还会有争议，喜欢它的，可能就觉得这种文体就是可以作为长篇小说文体的一种创新来接受，那么不喜欢的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不是长篇小说。这种情况在此前的茅盾文学奖的角逐过程当中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像叶广芩的《采桑子》，这些都从文体上看，等于是中篇串成长篇的一种形式。对此还是有一点点存疑吧。我心里面还不是特别对它有把握的。因为我可以很喜欢，但是我不能把握别人都会喜欢这种文体。”

现在，她的睿智的预见已被应证明，《河床》在错失鲁奖之后，又无缘茅盾文学奖了。牛玉秋的心情是矛盾的，《河床》也是矛盾的，而无论鲁迅文学奖还是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机制也是矛盾的，当它以其中的一部角逐鲁迅文学奖，它被视作长篇小说，当它以长篇去角逐茅盾文学奖，又有人把它看做中篇。其实《河床》作为长篇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它被人误读只是人们太注重传统的外在结构而忽略了其精神上的整体性。

当然，无论多么权威的文学奖，都不可能把一部业已存在的作品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都无法改变作品本身，乃至连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无法改变。能够改变作品的永远只有作者本人。但获奖可以改变作者本人的命运。某一最高奖项，往往被当成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既是这个作家夸耀的本钱，也成为了读者衡量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的价值标准（含金量）。它可以让获奖作家或作品在某一时段以及所谓当代文学史上地位更高。文学评奖可以改变作家自身，可以影响、引导对这个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判断。而这正是某一奖项设置者的真正意图，评奖不可能拯救文学，但这样的评价意味着让你得到一种主流价值的承认，它需要用最高的文学奖来标定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从一开始就与意识形态或别的什么东西有关，以此让主流意识形态来为文学的主流价值定位。那些非主流的、特别有创新意识的作品，如前些年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还有现在陈启文的《河床》，事实上都很难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也很难获奖。

此外，无论多么公正的评奖，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公正。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负责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处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是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有的则是上一届留下来的名字。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减到15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了5月底，便减缩到只剩下5名。从6月开始，院士们便进入暑期阅读，审看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到了9月，院士们便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选择的人选及其理由。这之后，每星期四晚上进行讨论、辩论、投票，直到人选中有一名候选人获得9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9票以上，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应该说这样的评选是很认真的，但还是有许多大师级作家被遗漏。按刘再复先生的观点，自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至少有易卜生，斯特林堡，乔伊斯等“巨大的遗漏”，尤其是托尔斯泰，到他1911年他至少有十一次被评选的机会。著名评论家刘再复说，托尔斯泰不仅是个天才，而且他的整个人格和整个作品所体现的人类之爱－－完全拒绝暴力的无条件的人类之爱，正是诺贝尔遗嘱中所期待的“理想”。很难再找到一个作家能像托尔斯泰如此充分地体现人类关于爱、关于和平、关于同情心、关于大悲悯、关于非暴力的人类最高理性原则的向往与憧憬。严格地说，不是托尔斯泰需要诺贝尔奖，而是诺贝尔奖需要托尔斯泰。但是，瑞典文学院竟把他遗漏了。诺贝尔故国瑞典的作家从设立文学奖一开始就已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当1901年首次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莱涅·苏利－普吕多姆之后，瑞典42名作家曾联名写了公开信，向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得奖的托尔斯泰道歉。但托尔斯泰回信说，他幸而未得奖金，不然金钱“只会带来邪恶”。托尔斯泰这句话是一种境界，而瑞典文学院却为此生气，在托尔斯泰去世前的十一年里一直拒绝瑞典作家的呼吁，并屡次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而辩护理由又相当可笑。

在中国这样背景下的评奖，这种“巨大的遗漏”就更多，其实，每一次都有离获奖最近的而又擦肩而过的人，如第评五篇作品，你恰好名列第六，你说这个离获奖最近的人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或许，我们最终只能借用牛玉秋的那句话“把《河床》与这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放到一起，它是毫不逊色的”，同样，把《河床》与这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放到一起，它也是毫不逊色的。《河床》没有获奖，但它比许多获奖作品更属于当代文学创作上一部具有代表性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或许，这个结论还下得太早，还有待于得到时间的进一步检验，这比评奖更残酷。

说到底，任何评奖都有竞赛的属性，参评就意味着参与竞争和角逐，但文学不是竞赛，真正的文学永远只属于信仰，文学永远比文学评奖重要。通过评奖，最重要的也不是对作品的评价，有时候也是对人格的考验。有的人没评上时就大骂这个奖，大骂评委，而一方面又拼命想去获这个大奖。这样的的心态就不太健康了。而最健康的心态，说到底，还是以平常心，看平常奖。既然你愿意参与，就应该表现出对这个奖的足够的尊重，否则你就干脆不挨边。——至少在目前，在中国作家中，还没有谁公开地义正词严地表示，他要拒绝这个奖。除非他根本不是搞文学的。

无论是否获奖，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平常奖，对于评奖，重在参与。一个作家希望获奖是正常的，但永远都不应该为了获奖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