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民受教育状况以及国民素质是反映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以教育为例。“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投入保障体系更加完善。201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4万亿，占GDP比例连续8年在4%以上。全国6.4万个教学点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98.7%的中小学（含教学点）接入互联网，慕课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有力推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2019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53.01万所，在校生2.82亿，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3.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进入普及化阶段。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初步建成，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6—2019年，高校毕业生累计达3200多万，中高职毕业生累计达3400多万。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新增劳动力中有50.9%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的物质生活，也必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近年来，在中央有关部门统筹实施下，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创建为物质载体，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和水平显著提高，人民各项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参与文化建设各项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激发。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89个，文化馆（群众艺术馆）3325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3530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494747个。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9.1%、99.4%；人均图书拥有量7.29册（张）；博物馆总数达5535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有新的发展。全国共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22.02万家，从业人员164.59万人。电影院线拥有银幕69787块，自2018年银幕总数跃居世界第一后，银幕总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文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型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们获知信息、社会交往以及商务合作的平台；以党报党刊党网为基干的主流媒体直面挑战、积极变革，在媒体融合发展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取得重要成果，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大为增强，等等。

　　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今世界，透过“文化”而展开的“国家叙事”以及价值观的竞争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日趋激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与日益增长的经济等“硬实力”相适应，近年来，我国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也是持续扩大。除了以往“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等活动的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得到加强，以“孔子学院”为基本载体的国际汉学交流以及智库之间的合作向纵深拓展，以中央媒体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明显提升，文化产业领域有序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以“长城”“故宫”“川菜”等为符号的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理念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广泛传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而不同的良好国家形象通过这次疫情大考得以充分彰显，等等。

　　文化治理体系日趋成熟。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政治命题以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之一，并且在“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一节中，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体制机制和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任务等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改革和治理的历史成就、成功经验、基本原则以及内在规律的精辟总结，同时也从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政治高度，确立了“文化治理”的重要维度，明确了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支撑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及其治理体系，为我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从出台《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到颁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再到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深刻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七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缔造，特别是随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理想终成现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生共进的，必将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刘志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