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份红纸黑字的《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在网上热传，该标准第一条规定：“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面对质疑，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称，红白喜事操办标准正在严格执行，此举是为了倡导婚俗新风。（6月21日《新京报》）

结婚彩礼是现代中国保留的旧时结婚风俗，由男方支付给女方的聘金。但近年来，这种风俗越来越呈现出跑偏的味道，尤其在农村，层出不穷的“天价彩礼”新闻不时刺痛民众敏感的神经，让彩礼钱渐渐成为婚姻的不可承受之重。

有调查显示，上世纪80年代，农村彩礼费用是居民平均年收入的2倍，90年代彩礼是平均年收入的5倍左右，进入21世纪，彩礼开始超过年收入的10倍……这背后有多重因素，譬如男女比例失衡，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又如，择偶梯度效应，女性往往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高于自己的男性做伴侣，导致农村女性婚姻资源流失，再加上盲目攀比和拜金主义等的作用，农村彩礼也就被一路推高。

卸下金钱的枷锁，把婚姻还给爱情。近年来很多地方都以此为出发点，各种“限桌令”“限彩令”层出不穷，但收效甚微不说，很多荒诞的规定也是让人惊掉一地下巴。譬如新闻中耸人听闻的“索要彩礼过多，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且不说于法无据，法无禁止皆可为，可操作性在哪？索要彩礼过高充其量只能算是民间陋习，地方政府也只能通过倡导或是借助村规民约来发力，而不是将之变成漏洞百出的强制性标准，地方行政部门缺失法治思维，再好的初衷矫枉过正后只会引人反感。

权力之手伸太长乃至越位，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民间陋习，从来就不是什么高明的做法。面对农村“天价彩礼”的痼疾，除了必要的引导和宣传，更关键的在于振兴乡村，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养儿防老的旧观念等，同时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以村规民约引导移风易俗……总之，唯有生活水平提升，生育观念、价值取向等发生根本性转变，把婚姻当成“爱情买卖”的闹剧才会消失。

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