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可能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促进生产率上升的创新因素，才能够消化成本上升的副作用。这预示着中国将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但由此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的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将会因此而丧失市场竞争力，甚至出现破产倒闭，这是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可能会导致经济滞胀。谨防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漩涡中。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次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更多地转向扩大内需；三是要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资本和劳动较大幅度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可能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就可能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可能陷入发展的“陷阱”。

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面对新一轮追赶战略可能遇到的挑战，转型是惟一正确的出路，但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十九大报告提出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全面、系统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一，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在赶超型旧体制下形成的速度、数量偏好的粗放型发展特征，才能使供给结构较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才能真正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经济杠杆，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第二，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大力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同时使传统产业得到更新改造、焕发生机，使落后产业得以淘汰。

第三，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四，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在高水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创新经济，才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当前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导向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根据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性问题，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将追求供给体系高质量落实到具体行动。

破：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立：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和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供给；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降低对过剩部门的资源投入；三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

降：为了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前要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和物流等成本。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